茶源于中国，自古以来，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种生活元素就是喝茶。在悠久的中国文化历史的长河中，喝茶不仅仅是生活元素，同时被赋予一种文化元素而受到人们的崇尚和喜爱。文人墨客以及达官贵人更是以喝茶为媒介追求交友结缘之“悦”和“乐”。因此，在生活元素中融贯了文化元素的喝茶就悄然升华成一种以追求身心快乐为主的艺术形态之茶艺。但是，茶被引进日本后，“悦”和“乐”之文化元素褪色，取而代之的是“借助茶水修身养性，探究人生之道”的日本茶道。据历史文献记载，天平元年（729），日本就经由历次留学唐朝的学僧引进了煮茶法、使用茶具的样式和喝茶礼仪等，全盘照搬中国式茶席作为规范，从茶室的设备、装饰、摆设到茶具，无不讲究奢华的排场。流传至室町时代，侍奉将军家的能阿弥及其子孙艺阿弥、相阿弥（俗称为三弥），吸收和消化中国式茶席，采取一边品茶，一边欣赏中国宋元两代名画的吃茶法，且以其作为茶道师兼水墨画师的敏锐目光，专门为茶人鉴定名画、名工艺品，并汇编成目录，制定一套上中下的规格和十分复杂的形式，完善了贵族书院式的茶道。在以“黄金”为审美价值取向的安土桃山时代，在丰臣秀吉的倡导下，试图在书院式茶道的基础上，建立以四铺席半（四个半榻榻米，约9平米）的黄金茶室为中心的茶道。丰臣秀吉一统天下后在接受天皇封关白官位那天，举行茶会，生怕用过的茶具沾染世俗的污秽，使用全新的茶具，且在茶具上镶刻皇室菊花图纹。另外，在茶室壁龛里悬挂中国元代的画，放置高贵的古铜花瓶，插上大白菊，并展览其名贵的金银茶具。丰臣秀吉在巩固其统治地位后，还举办过一次轰动茶界的北野大茶会，在茶席上使用的全是黄金制的茶具，同时展览其收藏的名画以及文物，以炫耀自己的权力和权威。
到室町时代的末期，村田珠光、武野绍鸥一反书院式茶道，开始摄取禅文化精神，提倡“空寂茶”， 摆脱一切物质上的华美，甘耐“心灵”上的清贫，追求枯淡无一物的意趣，在茶道上使得“幽玄”的“空寂”思想达到一个新的境界。后继者南方宗启在《南坊录》中，针对绍鸥“空寂茶”的真髓作过如下说明：绍鸥的“空寂茶”之心，犹如《新古今集》中定家朝臣之歌所说之心。定家歌曰：“不见春花美，亦无红叶艳，惟有秋暮下，海滨小茅庵。”在这里，花和红叶比喻书院茶室的布局结构。仔细观察，既无花又无红叶，是无一物之境界，唯见海边的草庵，比喻草庵是闲寂的居处。这就是所说的茶道的本来精神。换言之，艳丽的“花和红叶”到了枯尽之时，悠然产生一种“空寂”的枯淡美，一种“无相”的风情与诗趣，由此诱导茶人的心进入禅的“无念无想”境地，可谓立于“无一物的境界”，就是“茶的本心”，就是“空寂”的幽玄美。武野绍鸥的遗偈也写到：“知量茶味兴禅味，吸进松风不意尘”，这说明他透彻地阐明茶和禅的辩证关系，即不仅借助禅的精神培育茶道“空寂”的幽趣，也通过茶道的修养，深化对禅法的体悟。可谓“茶味兴禅味”，“禅味兴茶味”，达到“茶禅一味”的初步自觉。
室町时代末期.安土桃山时代的千利休承传和发展村田珠光、武野绍鸥的“空寂茶”，明确以“空寂”作为茶道的基本精神，创造了草庵式的茶道，并进一步提出“空寂”是以“贫困”作为根底，“贫困”则是“空寂”的本质构成。所谓“贫困”，是指不随世俗，诸如财富、权力、名誉等等，企图从“贫困”中感受一种超现实的存在。因此他强调“空寂茶”不能为“物”所囚，必须以“心”征服“物”。所以千利休提倡的草庵式“空寂茶”，强调去掉一切人为的装饰，追求简素的情趣。这在当时追求豪华的书院式茶室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千利休首先改革作为“物”之茶具，南坊宗启的茶道书《南坊录》开宗明义写道：“茶事以禅道为宗。”根据这一记载，千利休认为：“禅茶之器物，非美器，非珍器，非旧器。而是以虚空清净之一心作为器。以此一心清净作为器，就是禅机之茶也。”也就是说，千利休嫌茶道器物之华美，而乐于清净淡泊，乃至以“一心清净作为器”，以物外之幽趣，作为其对茶道的追求。
